「女性互助」大潮中，为什么《花漾》要呈现女性关系中的「毒性」成分？

即便在女性题材开始井喷的当下，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的出现，仍旧让人感到振奋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所讲述的是非标准化的女性故事。

故事的【非标性】体现在，其一，角色本身的暗面，江宁（张子枫 饰）患有精神分裂症，拥有双重人格，是女性题材中并不多见的非健全人主角；其二，江宁与母亲王霜（马伊琍 饰）之间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母慈子孝”，而是承载强烈控制欲的危险关系。

在她们的关系图谱中，早已不止于温情脉脉的互助，更容纳了妒忌、占有、控制甚至带着毁灭气息的缠斗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女性题材作品正在尝试拥抱关系、角色等多维度的复杂性，以及暗涌的破坏力。

女性关系，挣脱“标准化”的温情枷锁

《花漾》的惊心之处，远非具象细致地描摹母女之间的亲情裂痕这么简单。王霜与江宁之间，血缘的纽带被竞技的严酷逻辑层层交缠，最先长出的是令人窒息的、带有《爆裂鼓手》式“毒性”气质的关系。

电影开场不到三分钟，这对母女之间潜藏着的对立与畸变，便通过一场简单的冰场训练戏直截了当托出。当江宁摔倒在冰面上时，母亲王霜只是轻轻往她的方向扫了一眼，而后便继续关注自己的得意弟子杰森。

事实上，在影片的前半段，江宁与王霜的多场对手戏都充满“失重感”和“失衡感”——女儿渴望获得母亲的关注，而母亲则习惯性地用冷言冷语的强力迫使女儿认清：在花滑面前，母亲不仅仅是母亲，还是不近人情的王教练。

然而，花滑不仅是江宁赖以生存与斗争的梦想，还是王霜未竟之梦的延续。王霜曾因怀孕生子的缘故，只能退役。于是，由花滑开启的，是除了师徒关系之外，第二层畸变：“共生”关系。

家中的那间空房里，置放着镜子和把杆，而这便是她们的命运被花滑彻底捆绑的隐喻——共享同一个梦想、同一种处境，最终滑向名为“We are One”的拧巴共生。王霜的梦想寄生在江宁的身体与天赋之上，而江宁的存在价值则与实现母亲的期许牢牢捆绑。这种共生，在竞技体育的高压下，早已扭曲变形。

而影片中那场关键的浴缸戏，则精准地捕捉了这种共生关系里难得展露的温情。

当江宁从刺骨的冰水桶中挣扎着爬出，潜入母亲盛满热水的浴缸里，渴望寻求片刻温暖与依偎时，那短暂的肢体贴近，是回归母体的本能渴望，亦是江宁在极端压力之下对情感联结的索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花漾》在视听方面做了大量功课，除了来自摄影师余静萍的大画幅特写以外，古典乐的运用也强化了母女之间扭曲的美感与对峙。当古典乐曲的旋律如丝绒一般，流淌在象征着汗与泪的冰场上时，母女间无声的激烈对峙便悄然到达顶峰，悠扬的旋律与暗流的涌动之间，构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。

古典乐所代表的优雅、秩序与和谐的表象，与画面中展现的控制、压抑与情感倾轧形成了尖锐的反差。这不仅是视听层面的艺术手法，更深刻揭示了女性关系中，不为人知的复杂肌理与暗藏的激荡。

实际上，电影中的“共生”不仅存在于母女之间，也存在于江宁与钟灵这对竞争“对手”之间。说是对手，但更为准确的说法是，钟灵是江宁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，幻想出的第二人格，她比江宁更松弛、更自由，也因而在冰面上的表现更好。

在电影的后半段，江宁与钟灵的关系迅速深化，钟灵更像是一个“引路人”，让江宁得以短暂从花滑的高压中脱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她们是敌对的，亦是交融的，直到影片结尾，随着江宁与钟灵跳起双人舞，两个人格也最终走向共生。

《花漾》以看似极端的关系塑造，为女性关系叙事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新模板。它昭示着：银幕上的女性联结，正挣脱“标准化”的温情枷锁，步入一片荆棘与鲜花共生的新场域。 我们曾经欣喜于“姐妹互助”对陈腐“雌竞”叙事的取代，这无疑是进步；然而，真实世界的女性联结，其光谱远比非黑即白的对立或毫无杂质的互助更为宽广幽深。

它不再满足于塑造完美无瑕的女性楷模，而是勇敢地拥抱人性的褶皱与阴影，呈现女性关系中那些不够“正确”却无比真实的面向：嫉妒可以存在，占有欲可以蔓延，控制与反控制可以上演，因爱而生的伤害同样可以出现。

呈现女性关系中的“毒性”成分，并非贬低女性，恰恰相反，是将女性还原为拥有七情六欲、会挣扎会迷失、在关系中不断探索边界与自我定义的复杂个体。

而《花漾》中王霜对江宁那种令人窒息的掌控，正是这种复杂性的极致呈现。它打破了“母爱无私”的神话，展现了母职身份在个人野心、社会压力、未竟梦想等多重因素挤压下，可能产生的异化形态。与此同时，江宁的极端表现，则展现出一个情感长期匮乏的个体，如何建立自我的生长。

不迎合外界期待，不带滤镜的真实

正被渴望的女性故事

在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的口碑逐步攀升之时，我们有必要以此为起点，讨论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：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当下，我们究竟在渴望什么样的女性故事？

答案或许藏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女性题材作品里——从《好东西》里40+女性和20+女性各自面临的情感难题，到《乔妍的心事》里姐妹关系中的“替代”、占有、妒忌与扶持；从《想飞的女孩》里少女的叛逆成长，到《小白船》里女性之间的隐秘情谊——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述说切面告诉外界：新女性渴望的，是完全属于女性的故事，是不带滤镜的真实，是复杂的女性角色。

因为过去的女性故事，总在有意无意地在迎合外界的期待。女性角色要么是 “完美受害者”，等待男性拯救；要么是 “独立女强人”，被剥离了所有脆弱与迷茫；要么是 “贤妻良母”，将人生价值完全寄托在家庭上。

这些角色像被修剪过的盆景，规整却缺乏生气，因为她们并非是女性真实的自我表达，而是外界对女性的想象与规训。但现在，女性题材的作品正在尝试逐一撕掉这些标签，让女性角色呈现出更饱满的人性弧光。

《花漾》里的江宁就是这样一个“非完美”的女性角色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，她好强善妒，会因为嫉妒而暗中对母亲看重的运动员使绊子，会因为渴望母亲的关注而逞强……

但这些“不完美”反而让她变得更鲜活，她的嫉妒里藏着对母爱的渴望，她的极端里藏着对梦想的执着，她的脆弱里藏着对认同的期待。江宁的非完美，恰恰是女性观众们渴望已久的完美投射对象。

不难发现，当下的新女性故事，正在告别“工具人”式的女性角色，让每个女性都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。在《好东西》里，女性之间的对话不再围绕男性展开，而是讨论职场晋升、生育焦虑与自我价值；在《乔妍的心事》里，中年女性的迷茫不再是 “丈夫出轨怎么办”，而是“我是谁”“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”；《想飞的女孩》则聚焦于青春期女性与世界和自我的不断对抗；而《小白船》则转向了更边缘的女性生存图景，展现了底层女性在严酷生存压力下迸发出的原始、甚至略显狰狞的生命力。

毫无疑问，这些故事让女性从“男性叙事的附属品”中解放出来，拥有了自己的声音、困境和成长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新女性故事开始正视女性之间的“缠斗”，并在这种缠斗中，努力挖掘女性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在新女性故事里，女性关系成为了故事的核心驱动力，而非男性故事的配菜。在《花漾》里，故事本身完全围绕女性展开，男性角色几乎没有存在感，但这并不影响故事的精彩和完整度，因为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足以支撑起整个叙事。

实际上，当下的女性题材作品正在用多元的切面，构建一个更丰富的女性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女性可以“相杀”，也可以共生。而这实际上指向的真相便是：女性的故事从来不止一种模样，女性的力量也从来不止一种形态。

归根结底，我们真正渴望的，是完全属于女性的“叙事权”。当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，那些被忽视的经验、情绪和选择，都有了被看见的可能。

当电影行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《花漾》，当它们以独特的棱镜折射出女性的万千光芒时，一个共识已然清晰：唯有当真实、复杂与矛盾成为被接纳的叙事基底，女性故事才能够真正拥有自由呼吸的空间，才能映照出女性个体生命中无法被简单定义的、壮阔而深邃的美丽。

在互相伤害的凛冽与紧密共生的温暖之间，新女性故事正破茧而出，指向一片更为真实、更富生命力的旷野。